7、8月份黃澄澄的金針花海退潮了,花蓮最南端的小鄉鎮,富里,少了來六十石山的尋花客,回歸寧靜。巷弄裡,一間超過半世紀的老戲院默默隱身在雜貨店旁邊,樓梯間和二樓售票處前成堆的紙箱和貨物,掩蓋了它在民國50年代到70年代的繁華榮景,它,是富里鄉五間戲院中僅存的唯一「瑞舞丹大戲院」。
「哇!我也可以拍照嗎?」才望了一眼戲院樓梯口,導演鄭有傑就衝回車上拿了他的相機,再步上二樓,走進他從小不經意構築的電影夢。
鄭有傑在2006年首部執導的劇情長片「一年之初」就一鳴驚人,榮獲台北電影節百萬首獎、觀眾票選最佳影片,更入圍多項國際影展,新銳導演的光環從此一路伴隨著他。
電影院。聖殿
「我四歲從台南搬到台北之後,就住在電影院樓上,松山區,當時叫做珍珠城大戲院,中間一度沒落的時候,被爆出經營牛肉場,後來改成東區全球影城,那時候還沒有華納威秀,它是全台灣第一座影城,有十個廳的規模。」由於不過幾步路的距離,鄭有傑青少年時期經常跑電影院,成龍的、劉德華的,動作片、卡通片、恐怖片,大量滋養著他。電影在當時對鄭有傑來說是一種娛樂,妙的是,過去他以為有演戲的明星、有拿攝影機的師傅,一部電影就足以構成,直到大學時代看了金馬影展,他才知道精彩聲光的背後,有一位精神人物名為導演,他更萬萬沒想到自己會扮演那個角色。
「電影院就像一個聖殿,像一間大廟,觀眾席的人好像來朝聖一樣,在短短的90分鐘或兩個小時,共同去經歷一個全然不同的人生,我們拍電影的也是,在這短短的時間裡,透過電影,走進素未謀面的人的生命裡。」踏在蒙灰的舞台上,望著一、二樓1800人座的檜木椅,眼神似乎聚焦在遠方放映室的鄭有傑,訴說著他對電影的信仰和崇敬。
在電視和錄影帶不普及的民國50、60年代,富里鄉的孩子會擰著五塊錢來瑞舞丹大戲院換一張電影票,臉皮厚的則在散場時窩在一排排座位間,躲過清場手電筒掃射的倖存者,便得以看著一場接一場膠捲轉動的歡樂喜悲;更大膽的,會鑽窗溜進電影院,不花分毛就賺到一場電影,有時是歌仔戲表演。「這裡讓我想到我最喜歡的電影《新天堂樂園》,我一直都想拍一部有關老戲院的電影,看了邱坤良在《南方澳大戲院興亡史》裡敘述了戲院裡溫暖的童年,更有感覺。」鄭有傑穿梭在老戲院的當下,不曉得說了幾次他想在這兒拍片的念頭,字句中,眼神裡,藏不住油然的炙熱。
拍電影。機遇
因波蘭導演奇士勞斯基的電影《機遇之歌》,讓鄭有傑看到了哲學性的思辨,解開了他長久以來混沌的思緒,激發了他內心想拍電影說故事的渴望,於是在就讀台大經濟系三年級那年,他拍了第一部短片《私顏》。「當時覺得自己很屌,別人拍的都不好,拍完之後才發現,自己腦袋裡的想法拍出來也不過爾爾,打擊非常大。」從自傲到自卑,鄭有傑隔了一年才開始鼓起勇氣面對自己,面對剪接,過去的他只知道「應該做什麼」,而不是「自己想做什麼」,而今何其有幸,他能夠選擇自己的路,必然沒有回頭的理由。
「拍電影是我信仰的實踐吧,對世界的態度,對美學和宇宙的思考,電影已經成了我的一部分,我選擇了它成為我走人生這一遭的方式。」
鄭有傑說,電影就像他的孩子,擁有他的基因,卻又恣意成長為獨一無二的個體,他猶記得很多前輩都曾分享過一個觀念―「每部片都有自己的命」,「就像米開朗基羅創作大衛像說的,大衛已經在大理石裡了,他只是把不屬於它的去掉而已。」所以鄭有傑用心感受,並放手讓每部作品慢慢長出自己的模樣,那是一種很微妙的歷程。
太陽的孩子。反思
目前進入後期剪接的最新作品《太陽的孩子》,是鄭有傑第一次拍攝有關社會議題的電影,透過影像講述他一直想談的東部土地買賣問題,從一個在台東縣豐濱鄉石梯坪,無私復育水梯田的阿美族母親舒米.如妮的真實故事,來關心這片土地。「在拍片的過程中,我常常反問自己更多的問題,像我們這樣外來者的介入,會不會對當地有什麼影響?有些事情是不是正確?事件的面向很多,但作為一部電影,我們只能選擇一個切入觀點。
雖然在採訪過程中,鄭有傑對於自己拍電影的意義,從未扣上社會關懷或是教化意味的帽子,不過言談中仍感受到,他絕非淡然的置身事外。「王小棣導演影響我很深,因為在她的《波麗士大人》中飾演潘世淵,讓大家更認識我,甚至走在路上被叫說,那不是所長嗎?而且,我在片場導戲的說話方式,連自己都嚇一跳,怎麼和她這麼像。小棣老師的作品裡,那股希望讓社會更好的信念,從來沒變過。」
創作。沒有公式
鄭有傑不喜歡被界定,也很難被界定。他喜歡看星際大戰、教父、全面啟動,甚至宮崎駿等等,也喜歡1982年雷利史考特最個人的創作《銀翼殺手》,他認為將電影歸類為商業片和藝術片,是他不得不妥協的溝通語言,因為他從未把自己歸類,一直以來他就是想拍好看的片,如此單純而已。「海角七號是國片市場的轉捩點,在此之後,大家相信票房是可以被追求的,不過後來越來越多的人懷抱著不同的目的進入電影製作的領域,有好有壞,好的是帶起蓬勃發展,遺憾的是,大家的視野越來越小,譬如一窩蜂複製海角七號的成功模式,台灣國片的製作環境就越趨保守,影片類型越來越少,但像魏德聖就是那個敢嘗試的人,從海角七號到賽德克巴萊,都是開創性的。」
「我不想做跟別人一樣的事情,不過這樣壓力比較大,大家好像都在等著看你會成為什麼樣的人。」有些反骨的鄭有傑,敢批,也敢說自己的不足,身為非科班出身的電影導演,優點是沒有框架束縛,缺點是少了理論基礎,他也坦言,關於編劇的三幕劇,是他最近才學的。「小津安二郎說,他是賣豆腐的,所以他只做豆腐,有的人是這樣,但現階段我還沒有準備把自己定型。」未來的鄭有傑什麼都想挑戰,沒有流派,沒有電影文法,連自己也難料的創作紋理將會持續揮灑下去。
《新天堂樂園》的最後,男孩多多成了有名的電影製作人,從羅馬回到了他30年未曾踏上的家鄉,走進即將拆除的天堂戲院,耳邊依稀響起觀眾席滿堂的歡笑,那是他純粹熱愛電影、喜歡在放映師阿弗雷多身邊打轉、帶給人開心的時光,這樣的畫面,彷彿和站在瑞舞丹大戲院中的鄭有傑重疊……破落的天花板,斑駁的綠色吊扇,破洞泛黃的投影布幕上灑落毛玻璃外透進的光束,儘管,這裡不是鄭有傑兒時的戲院,卻在此刻盈滿了他對電影的愛慕,和學生時代追電影時毫無雜質的狂熱,似乎,下個畫面將是他在此搭景導戲,向電影和戲院致敬的姿態。
導演鄭有傑推薦電影
右:新天堂樂園(1988)/ 左:銀翼殺手(198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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瑞舞丹大戲院小檔案
地點:花蓮縣富里鄉
落成:民國51年 (民國53年營運) 為當時富里地區第一個兩層樓、木造水泥砌的電影院
歇業:民國78年
容納人數:1800人
曾放映著名電影:梁山伯與祝英台、黃埔軍魂、江山美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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