〖no.26主題企劃〗在老戲院遇見電影魂——花蓮瑞舞丹大戲院 ╳ 鄭有傑

在老戲院遇見電影魂——花蓮瑞舞丹大戲院 ╳ 鄭有傑

當導演鄭有傑走近瑞舞丹大戲院半掩的木門邊，禁不住的連聲讚嘆，在他身上我們彷彿看見《新天堂樂園》裡的小男孩多多，渴求走進放映室的那股熱切，那份對電影的執著與熱烈。

新天堂樂園，26年前的經典老片，也是導演鄭有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電影。

7、8月份黃澄澄的金針花海退潮了，花蓮最南端的小鄉鎮，富里，少了來六十石山的尋花客，回歸寧靜。巷弄裡，一間超過半世紀的老戲院默默隱身在雜貨店旁邊，樓梯間和二樓售票處前成堆的紙箱和貨物，掩蓋了它在民國50年代到70年代的繁華榮景，它，是富里鄉五間戲院中僅存的唯一「瑞舞丹大戲院」。

「哇！我也可以拍照嗎？」才望了一眼戲院樓梯口，導演鄭有傑就衝回車上拿了他的相機，再步上二樓，走進他從小不經意構築的電影夢。

鄭有傑在2006年首部執導的劇情長片「一年之初」就一鳴驚人，榮獲台北電影節百萬首獎、觀眾票選最佳影片，更入圍多項國際影展，新銳導演的光環從此一路伴隨著他。

電影院。聖殿

「我四歲從台南搬到台北之後，就住在電影院樓上，松山區，當時叫做珍珠城大戲院，中間一度沒落的時候，被爆出經營牛肉場，後來改成東區全球影城，那時候還沒有華納威秀，它是全台灣第一座影城，有十個廳的規模。」由於不過幾步路的距離，鄭有傑青少年時期經常跑電影院，成龍的、劉德華的，動作片、卡通片、恐怖片，大量滋養著他。電影在當時對鄭有傑來說是一種娛樂，妙的是，過去他以為有演戲的明星、有拿攝影機的師傅，一部電影就足以構成，直到大學時代看了金馬影展，他才知道精彩聲光的背後，有一位精神人物名為導演，他更萬萬沒想到自己會扮演那個角色。

「電影院就像一個聖殿，像一間大廟，觀眾席的人好像來朝聖一樣，在短短的90分鐘或兩個小時，共同去經歷一個全然不同的人生，我們拍電影的也是，在這短短的時間裡，透過電影，走進素未謀面的人的生命裡。」踏在蒙灰的舞台上，望著一、二樓1800人座的檜木椅，眼神似乎聚焦在遠方放映室的鄭有傑，訴說著他對電影的信仰和崇敬。

在電視和錄影帶不普及的民國50、60年代，富里鄉的孩子會擰著五塊錢來瑞舞丹大戲院換一張電影票，臉皮厚的則在散場時窩在一排排座位間，躲過清場手電筒掃射的倖存者，便得以看著一場接一場膠捲轉動的歡樂喜悲；更大膽的，會鑽窗溜進電影院，不花分毛就賺到一場電影，有時是歌仔戲表演。「這裡讓我想到我最喜歡的電影《新天堂樂園》，我一直都想拍一部有關老戲院的電影，看了邱坤良在《南方澳大戲院興亡史》裡敘述了戲院裡溫暖的童年，更有感覺。」鄭有傑穿梭在老戲院的當下，不曉得說了幾次他想在這兒拍片的念頭，字句中，眼神裡，藏不住油然的炙熱。

拍電影。機遇

因波蘭導演奇士勞斯基的電影《機遇之歌》，讓鄭有傑看到了哲學性的思辨，解開了他長久以來混沌的思緒，激發了他內心想拍電影說故事的渴望，於是在就讀台大經濟系三年級那年，他拍了第一部短片《私顏》。「當時覺得自己很屌，別人拍的都不好，拍完之後才發現，自己腦袋裡的想法拍出來也不過爾爾，打擊非常大。」從自傲到自卑，鄭有傑隔了一年才開始鼓起勇氣面對自己，面對剪接，過去的他只知道「應該做什麼」，而不是「自己想做什麼」，而今何其有幸，他能夠選擇自己的路，必然沒有回頭的理由。

「拍電影是我信仰的實踐吧，對世界的態度，對美學和宇宙的思考，電影已經成了我的一部分，我選擇了它成為我走人生這一遭的方式。」

鄭有傑說，電影就像他的孩子，擁有他的基因，卻又恣意成長為獨一無二的個體，他猶記得很多前輩都曾分享過一個觀念―「每部片都有自己的命」，「就像米開朗基羅創作大衛像說的，大衛已經在大理石裡了，他只是把不屬於它的去掉而已。」所以鄭有傑用心感受，並放手讓每部作品慢慢長出自己的模樣，那是一種很微妙的歷程。

太陽的孩子。反思

目前進入後期剪接的最新作品《太陽的孩子》，是鄭有傑第一次拍攝有關社會議題的電影，透過影像講述他一直想談的東部土地買賣問題，從一個在台東縣豐濱鄉石梯坪，無私復育水梯田的阿美族母親舒米．如妮的真實故事，來關心這片土地。「在拍片的過程中，我常常反問自己更多的問題，像我們這樣外來者的介入，會不會對當地有什麼影響？有些事情是不是正確？事件的面向很多，但作為一部電影，我們只能選擇一個切入觀點。

雖然在採訪過程中，鄭有傑對於自己拍電影的意義，從未扣上社會關懷或是教化意味的帽子，不過言談中仍感受到，他絕非淡然的置身事外。「王小棣導演影響我很深，因為在她的《波麗士大人》中飾演潘世淵，讓大家更認識我，甚至走在路上被叫說，那不是所長嗎？而且，我在片場導戲的說話方式，連自己都嚇一跳，怎麼和她這麼像。小棣老師的作品裡，那股希望讓社會更好的信念，從來沒變過。」

創作。沒有公式

鄭有傑不喜歡被界定，也很難被界定。他喜歡看星際大戰、教父、全面啟動，甚至宮崎駿等等，也喜歡1982年雷利史考特最個人的創作《銀翼殺手》，他認為將電影歸類為商業片和藝術片，是他不得不妥協的溝通語言，因為他從未把自己歸類，一直以來他就是想拍好看的片，如此單純而已。「海角七號是國片市場的轉捩點，在此之後，大家相信票房是可以被追求的，不過後來越來越多的人懷抱著不同的目的進入電影製作的領域，有好有壞，好的是帶起蓬勃發展，遺憾的是，大家的視野越來越小，譬如一窩蜂複製海角七號的成功模式，台灣國片的製作環境就越趨保守，影片類型越來越少，但像魏德聖就是那個敢嘗試的人，從海角七號到賽德克巴萊，都是開創性的。」

「我不想做跟別人一樣的事情，不過這樣壓力比較大，大家好像都在等著看你會成為什麼樣的人。」有些反骨的鄭有傑，敢批，也敢說自己的不足，身為非科班出身的電影導演，優點是沒有框架束縛，缺點是少了理論基礎，他也坦言，關於編劇的三幕劇，是他最近才學的。「小津安二郎說，他是賣豆腐的，所以他只做豆腐，有的人是這樣，但現階段我還沒有準備把自己定型。」未來的鄭有傑什麼都想挑戰，沒有流派，沒有電影文法，連自己也難料的創作紋理將會持續揮灑下去。

《新天堂樂園》的最後，男孩多多成了有名的電影製作人，從羅馬回到了他30年未曾踏上的家鄉，走進即將拆除的天堂戲院，耳邊依稀響起觀眾席滿堂的歡笑，那是他純粹熱愛電影、喜歡在放映師阿弗雷多身邊打轉、帶給人開心的時光，這樣的畫面，彷彿和站在瑞舞丹大戲院中的鄭有傑重疊……破落的天花板，斑駁的綠色吊扇，破洞泛黃的投影布幕上灑落毛玻璃外透進的光束，儘管，這裡不是鄭有傑兒時的戲院，卻在此刻盈滿了他對電影的愛慕，和學生時代追電影時毫無雜質的狂熱，似乎，下個畫面將是他在此搭景導戲，向電影和戲院致敬的姿態。

導演鄭有傑推薦電影

右：新天堂樂園（1988）/ 左：銀翼殺手（1982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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瑞舞丹大戲院小檔案

地點：花蓮縣富里鄉 

落成：民國51年 (民國53年營運) 為當時富里地區第一個兩層樓、木造水泥砌的電影院 

歇業：民國78年 

容納人數：1800人 

曾放映著名電影：梁山伯與祝英台、黃埔軍魂、江山美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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